分裂的世界：从老人政治到年轻人天地

 

文/MichaelChen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对大陆的经济状况做一个简单的横截面描述，以为投资的大趋势做一个简单判断。

 

尽管在过去2000年中，“中国”从没有被准确定义过，无论是其疆域，还是其统治者的政权合法性依据，但该名词，一直被沿用。（参见《历史哲学概述》系列）现今*统治者的政权，如果从1949年算起，已经有62年。考虑到一个青年人对世界的有思考的认知，从15岁算起的话，一个77岁左右的普通农民或者工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如下一系列事件：农业集体化、粮食紧缺、工商业公私合营、肃反运动、全民整风、阶级斗争、亩产千斤的*、大炼钢铁、公社化、归咎于天气替罪羊的大饥荒、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推广，而在整体的经济形态上，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多养了一只鸡，便需要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而被*的结果，彻底摧残了市场活动，最终在*期间，达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情况。（现今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便是邻近的北韩，是一个典型的袖珍版，每一天，由于极权*的继续资助，金家王朝治下，数百万人仍在挨饿）

 

对于城市的知识分子而言，除了上述这些，还经历了由《红楼梦》引起的文艺批判，整风整党、反右倾、百家争鸣的引蛇出洞、反右派、《海瑞罢官》引起的文艺黑哨、第一张大字报引起的*、八个样板戏、上山下乡、喷气式、阴阳头的侮辱人格的*。

 

如果普通的农民百姓最凄凉的日子，是三年大饥荒，那么*10年，则是有史以来知识分子最黑暗的地狱。从1949到1976年的27年间，宫廷政治的丑陋争斗，通过层层的政治运动放大到每一个层级的百姓中，通过各种媒介管控、*，在毛腊肉去世以前，十亿百姓，都用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认知人生，而任何持有异议者都被清洗出去乃至肉体消灭，剩下的，或者精神上分裂，或者带上面具伪装，或者彻底的背叛人格和道义。

 

当邓矮子以政变的形式，活捉了*，赶走了*锋而夺权成功之后。1979-1981年，主要的社会活动，是大平反，知青回城。面对10多亿被*了20多年的愚民，邓不能或者不愿意去直接清算毛腊肉的罪行，也不能或者不愿意倒戈去学习戈尔巴乔夫清算整个统治阶层，更何况帮助他上台的拥趸，也曾经是*的推波助澜者和历史的罪人。

 

于是，毛腊肉并没有像列宁的尸体一样，被从棺木中崛起而掘墓鞭尸，而是继续放在纪念堂等待后来者的鞭挞，赤色旗帜也没有改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便继续在过往的旗帜覆盖下，开始新的方向。（1949-1981年历史，参读十卷本《*史》）从1981年开始，是从所谓“*”到1992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至今刚好三十年。

 

农村的起步，是从安徽自发的以性命相互担保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而沿海小工业的起步，则是从乡镇企业开始。以官方非常不可靠的GDP数据计算，三十年GDP成长14倍以上。考虑到1981到1989年，从赤贫开始的经济成长，到要求公平分配，打击官倒，去除贪污的学生运动，实际上不足10年时光。可以看到，当市场的自发力量，试图推动制度的重建，遇见权力的阻挠时，将爆发出多大的能量。

 

当邓矮子在广场外用坦克和散花弹*学生，却没有像利比亚的卡扎菲一样，被送上断头台而侥幸过关时，他所庆幸的是82-84年，以及86-88的经济增长，至少还有一部分百姓满意。从而，92年以后，他才进行了所谓的南巡，用讲话的形式，强调继续市场化的推进。因为这一次由他拍板而担负上千古罪名的*的背后，能真正保住红色政权的依据是经济增长，由计划经济失败教训而默认的市场化力量所促成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保住政权的依据，而这成为也是此后20年的主要基调。

 

在过去20年间，无论社会及统治阶层内部充满何种尖锐矛盾，经济增长，被排在远比其他一切优先的位置，因为这是邓矮子在*和64*中学到的深刻教训。而其他的各种价值与诉求，均被认为是可控制的。同时，各种利益的重新分配，也一直在冲突中不断进行着。在过往20年间，全球化的力量，网络的影响，技术的进步，也一日千里，各种前所未见的新事物及媒介，以全新的速度创新和传播，令到地球变得坦平。

 

江朱时代，除了对低竞争力的纺织、钢铁产业进行大力裁员之外，最重要的是保持了对外部世界的尽力开放，跨国资本的流入(FDI)，配合人口红利中，大量年轻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入城市进入工厂，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供应链从东南亚向中国沿海的迁移，WTO的签署及推进，再到金融体系改革，银行上市，做实资本账，又因为尚未完全开放而躲过2008年的金融海啸，这一系列事件，均使整体经济在风浪中继续成长，而工业的生产水平及管理制度已经深化到足够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工厂的水平。

 

而这一发展的结果是，由于参与了全球化分工，因此沿海和内陆的经济发展和百姓收入严重差异化，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继续利用先行优势扩大差距，而拥有权力者则急起直追。社会的财富，从开始的冒险企业家手中，转移向资源垄断者，以及进一步的，权力拥有者手中。这即是所谓“猪养肥了再杀“。而财富的社会不均，由于机会上的不平等而积聚了新的怨恨。

 

再回头来看看2008年10月，在金融海啸肆虐时，笔者对经济长期保持乐观，主张继续持有股票，保持投资的五个理由：

 

（1）中国有着全世界最为年轻的愿意参与资本主义市场运作的人口。以及亚洲人极其典型的高储蓄率。

（2）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无论男女老幼，前所未有的赚钱的欲望和热情。

（3）不可抑制的市场化及全球市场参与大趋势。

（4）对台战争的不可能性。

（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取代四小龙和四小虎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

 

如同前面所说，从*到改革开放之后，红色旗帜的合法性，其实并不来源于任何意识形态因素，因为毛版本的马列主义实际上已经彻底破产，除了极其少数的脑残真的还认同并坚持一个毛版本的100年前的僵尸理论外，绝大部分经济的参与者，只是在这套伪装的残存话语框架下，进行自己男盗女娼的私利活动，而对这一荒谬的话语的保持，只不过是为自己所拥有的既得利益辩护而已。

 

对于百姓来说，过去20年活生生的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就是，意识形态不可靠，钱才可靠。拜金主义已经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因此，无论政治框架发生何种变化，甚至某些脑残的阴谋家鼓吹唱红歌重新追忆历史时，经济活动的自利追求，并不会因此而停顿，歌照唱，舞照跳，房照炒，麻将继续打，只要不妨碍赚钱就可以。如同前面矮子留下的教条，真正保持政权合法性的是经济上的成就。因此，任何一种*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在金钱面前，都变得苍白。

 

赚钱成为朝野共识，甚至在大城市中，中产阶级的成长令到其他价值观及道义诉求变得更加强烈，但由于经济的发展如此的不平衡，考虑到尚有6-8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以及农村中，尽管人口红利将在2-5年内达到顶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中的劳动力会立刻不足，“刘易斯拐点”对经济的作用，并不是一时刻的作用，相反，这意味着未来2-5年，年轻的劳动力将达到历史的最充沛程度，只是，他们已经未必愿意进入工厂并过着前代工蚁般的苦日子。

 

由于中国的幅员是如此辽阔，因此接替了东南亚“雁行模式“加工链的分工位置，并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等因素迁移到越南或者印尼中去，而是相反，会迁徙到中西部地区去，（蔡昉，《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延续》）这一动力由于海啸以后，东南部地租及物价的腾升，而变得更加明显，富士康的迁移，便是一个良好的方向标。而制度及管理模式从沿海到内陆的迁移，将比以前更加迅速，这意味着知识的积累及传播的时间更加短，而资本主义的竞争作用，也更加明显而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内陆的经济，看起来将有可能继续沿海过往20年的发展，而令普通百姓收入增加，从而保持对被统治的认可。因此，类似于70多年前，井冈山流匪的情形，实际上不大可能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社会矛盾不会进一步加深。

 

从经济发展上看，江朱十年可能是最好的十年，尽管大肚江残酷的镇压了*功，而棺材朱则以反贪为名，把富人抓起来收税，强*财政而弱地方。但在对待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和市场经济问题上，这十年却是最为拥抱*市场竞争体系的十年，WTO即为其高峰。

 

相比于此后十年，一哥捣糨糊，二哥在演戏。权力被进一步无限度的伸张，国进民退，侵犯了百姓有限的私权，官僚体系膨胀，裙带关系阻塞了百姓升迁的渠道。这样一种捣糨糊十年，是明显增加了民怨。特别的是，河蟹社会的玩法，正如笔者在2003年便已经在《推事及剪箭及板兰根及禽流感之关系》一篇中，富于远见的引用明江盈科《雪涛小说》所说明：“有医者称善外科。一裨将阵回，中流矢，深入膜内，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请谢。裨将曰：镞在膜内者，须急治。医曰：此内科事，不意并责我。”非典一役，已预示此后糨糊十年之金马表演。错失改革良机，良可叹也！

 

回到文章一开始的代际分布，经济结构中，少数的50-55岁人口（1961-1966年出生）甚至更大几岁的，可能是经济中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当他们成年时，(1981-1988之后)，正好踏中经济腾飞三十年，而竞争更加原始，需要的是胆识而不是精细的谋略。少数成功者，赚足30年，从而积累大量财富。比如根据胡润报告，财富超过十亿的富豪平均年龄为50岁，而百亿级富豪平均年龄为51岁。

 

由于他们年轻时代所受的教育，并不是完全的西洋教育及价值观，相反，在摒弃了共产版本之后，却不能放弃自我去重新改造接受西洋教育，但又深知计划经济之错误，从而出现一种“市场+民粹”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不断的坚持其中学时代接受的“*”教育，对所谓的“资本主义”进行价值观上的批判，另一方面，却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资本主义市场的工具进行获利。

 

相对来说，40-50岁的人口（1961-1971年出生）富裕人数会更多些。胡润的《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千万元级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龄要比国外年轻15 岁，且财富增长的速度更快，主要从事房地产和制造业。千万级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9岁，亿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毕竟不奇怪的是，年纪大一些的，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积累。而且，这一代的人，外语水平相对于上一代，会好很多，大学教育虽然不是非常稀缺，但仍然是极其重要的。特别的，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大量需要有能力以负担大场面的人才变得稀缺，老一代的原始摸索，实际上不如受过系统教育者来得更有优势，因此，留过洋的会更特别吃香。少数踏中互联网浪潮及有资本参与股市、房地产市场的*者，其财富积累更加可观。

 

但是，这一代人也经历了64的*，从而部分与统治者结下深仇，不可和解。相对来说，30岁-40岁的机会最多，（1971-1981年出生）也最富于竞争力，大学教育已经变得普及而且必不可少。英语也被强化到一种非过不可的程度。这变相加强了对外界的理解。在花旗私人银的《2010财富报告》，中国有34.3万名百万（美元）富翁，但很多人都觉得这一数字被低估了。根据渣打银行（2008）的测算，中国100万美元资产之上富豪的平均年龄是34岁，远低于45岁的世界平均水平。这一部分人的资产，除了靠自己积累之外，也有一部分来自父辈的提携。而没有发达起来那些，尽管房子越来越贵，但生活却还不至于是一个问题，而且，他们多少也积累了一定资产，至多支持改良而非急剧的暴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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